【浮世汇80】一个悲伤的危地马拉的夜晚

【1】@饭统戴老板

朋友圈在沸沸扬扬讨论行贿650万美金进斯坦福，让我想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初中化学老师。80年代初他考中专，分数很高，但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拿到了录取通知，就他没有，托县里的亲戚打听，才知道自己被一所银行专科学校录取了，但名额被“顶”了，对方是县里一个领导的孩子。

我这个化学老师来自一个民风彪悍的村，老爹在村里有点儿势力，是村里的大姓，当即拉了一拖拉机的青壮年去学校闹。那个县领导看包不住了，就托人来劝，说让我这个化学老师再考一年，县里一定“照顾”，还拉上乡党委书记来劝。

他老爹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同意。我化学老师心灰意冷，结果第二年没考上，只好先去当了民办教师，几年后再考师范，才转正，在我读书的那所乡镇中学教了一辈子书。据他说，那个顶替他上学的领导孩子，已经是县财政局一个不小的官了。

我化学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本意，是督促我们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中专的名额被人替掉，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事，但如果能考上大学，被替掉就很难了，越往上，越公平。

我不知道最后我们班有多少人相信他那套“越往上，越公平”的说辞，但至少在那个时刻，这个落魄的中学老师，试图在让我们明白一些人生道理的同时，还能保持一些向上登攀的动力，我同情他，也感谢他。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高考那年。当年的分数出来后，大家开始填报志愿，这时候班里有个平时很有“能量”的同学，跟自己同桌炫耀自家的关系：家里认识省招生办的领导，可以看到哪所学校没报满，让他能在最后时刻钻空子。

他同桌是个漏嘴巴，很快就把消息传得全班人都知道了。大部分同学讨论此事的时候，都时一脸羡慕，感叹人家父母“有本事”（包括我），但分数跟他相近的同学，却都开始提心吊胆，生怕跟他报了同一所学校，被他挤掉。

但事实上，最后他的分数在录取他的那所学校中，处于中游水平，这说明他并没有钻成空子。但倒回到填志愿的那段时间，所有的同学都对他能走后门的能力深信不疑，因为在山东受教育的这十几年里，这种事情我们见过太多了。

从小到大，很多事情你会习以为常：孩子上学，最好有教育局和校长的关系；找工作，最好有牛逼单位领导的关系；买房，最好有开发商或者建委领导关系；开店，最好有工商税务消防的关系；看病，最好有医院院长的关系……

所以，这些天看到这个650万美金贿赂的故事，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唯一感到令人不适的，是那副立牌坊的嘴脸。用自己的金钱和权势，挤掉本该属于别人的那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没有例外，都是人渣。

据说斯坦福赵小姐的理想是“学成之后回国报考公务员，改变不平等的现状。”啧啧，无独有偶，我那个当年家里号称能搞定招生办主任的同学，虽然上的是外地一所政法大学，但仍然不忘回馈乡里，大学毕业之后，也回青岛当了公务员，在海关。

说不定等到他孩子高考的时候，当年吹过的牛，就真的实现了呢。

【2】@马伯庸：昨天有人贴了一张1885年10月1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妇女医学院的女博士生毕业合影，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来自于印度、日本和叙利亚。她们都开创了记录，分别是这三个国家在美国的第一个女性医学博士。

当时我回了一条，简要说了说她们三人后来的人生。印度的Anandabai Joshee英年早逝，19岁毕业，21岁便染病去世；日本的岡見京回国投身医疗事业，活到了昭和16年；叙利亚的Islambooly先回了大马士革，然后去了开罗，从此失联，再无音讯。

当时限于篇幅，未能详叙。其实这三个人里，最出名的是反而是英年早逝的Anandabai Joshee，关于她的生平事迹有书、有广播剧、电视剧，甚至金星上还有一个陨石坑，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今年好像还有一部电影要上。

说起Anandabai Joshee，世人往往都集中在她人生最后几年所成就的辉煌。其实她的前半段人生也很传奇，尤其是她老公Gopalrao Joshi和她之间的关系，真可以用“奇葩”来形容——这个奇葩不是褒义，但也不是贬义，而是一种难以言喻、没法评价的形容，里面既有最专制最野蛮的传统愚昧，也有最开明最热诚的热爱。

阿南迪巴伊·戈帕尔拉沃·乔希，本名叫做亚穆纳，出身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她的种姓是婆罗门，很高，不过家境并没有那么好。

亚穆纳在十个孩子里排行第六，出生于1865年3月31日。她五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她梦见一个古装士兵出现在面前，说：“去告诉你的父亲，让他给你讲述我的生平，因为你注定要追随我的步伐前行。”

亚穆纳把这事跟她爹一说，她爹惊了，连忙找出历代先祖画像，让她辨认，发现那个古装士兵是她们家的始祖。这件充满灵异色彩的事情，让亚穆纳的爹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要让自己女儿接受教育。

在那个时代的印度土邦，女人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她们的使命只有伺候家庭以及生育。社会上并没有适合的学校让亚穆纳去上，于是亚穆纳的父亲把目光投向了邻居。

她们家邻居是一个独居男子，叫做Gopal Joshee。这个人是孟买邮局的一名职员，接受过良好得体的教育，他对于教育有着强烈执着，所以在上班之余还在家里开了个梵语班。亚穆纳的爹想，让女儿学学梵语就很好，便把她送到乔希的班上。

亚穆纳在乔希的班上学了三年，在语言学习上表现出了十分惊人的热情与天赋。她很清楚，作为一个印度女人，这是极罕有的学习机会，必须要牢牢把握才行。

三年之后，乔希因为升职的缘故，即将调去浦那，梵语班不得不停办。亚穆纳极其沮丧，她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觉得我如果离开这个班，就再也没机会学东西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就这样，有着独立意识的亚穆纳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对家里宣布，要跟着乔希离开，继续学业。

亚穆纳的爹：“……”

亚穆纳的妈：“……”

她做出这个决定，让全家人都很震惊：这特么不就是私奔吗？说得这么冠冕堂皇！而且乔希是个鳏夫，已经快三十岁了，年龄差距也太大了。

幸亏这时候亚穆纳的姥姥站出来发话。她也住在浦那，说亚穆纳干脆去我那儿住，既能继续学习，也能有人照看。于是亚穆纳如愿以偿地去了浦那，继续跟随乔希学习梵语。

所有人——包括她的姥姥——都觉得她是被乔希迷住了，他们私下里商量，如果对方人还不错的话，干脆嫁了算了。当时亚穆纳只有八岁，在那个时候的印度，已经可以做新娘了。

其实他们全冤枉亚穆纳了。她追随乔希真的是纯粹出于对求知的渴望，从来没多想过别的。“我就是想学习而已啊！”

在后来一部传记里，这么描写她当时的心情：“Pursuing her studies with an eagerness that few women in any country could understand, all that she cared for was to remain with her teacher and continue her work.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女性，都难以理解她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她唯一关心的只是留在老师身边，继续修业。）

乔希被他这个小女学生的热情感动了，便试着跟她家里长辈提了一次亲。亚穆纳的父亲问她意见，正如上一段那样描述的，亚穆纳对婚姻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只要能继续学习就行。

于是这位28岁的鳏夫和这位8岁的新娘，在1874年3月31日——也就是亚穆纳的9岁生日那天——正式结为夫妻。亚穆纳改名为Anandi Gopal Joshee，或者按照英式写法，叫做Anandibai Joshee，阿南迪巴伊·戈帕尔拉沃·乔希。Anandibai 的意译是“我心愉悦”。

这次婚姻有一个前提，就是乔希承诺继续对妻子的教育。两人婚后的生活，令任何一对学霸都为之汗颜。乔希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教育狂热者，而阿南迪巴伊对学习的渴望从未停止。他除了教她学习梵语之外，还开设了与之语法相近的马拉地语，这是马哈拉施特拉的官方语言，当然还有英语，这是高贵的宗主国语言。

乔希这个人吧，受过良好教育，学问大，但和大部分印度男子一样，身上仍旧存在施行家暴的劣根性，但他施暴的理由却十分诡异。

曾经有邻居目击过乔希用小竹棍抽打自己妻子。他们开始以为是这个妻子笨手笨脚不擅长做家务，后来一问才知道，乔希生气是因为妻子不去好好完成语言作业，却去厨房帮忙。

整个浦那都震惊。在当时，一个男人肯让一个妻子学习知识，已经够离经叛道了，这个人居然还把妻子学习的重要性置于做家务之前，居然因为妻子忙于家务而忽略学习而动手打人，简直匪夷所思。即使是现代的读者，看到这一段也会困惑，乔希这人到底是封建残余的家暴渣男，还是一个开明丈夫——或者两者兼有之。

在此后几年，这对夫妻辗转于印度各地，但学习一直没落下。到了阿南迪巴伊14岁的时候，她怀孕了，但因为附近缺乏好的产科医生，导致孩子十天便夭折了。

这件事对阿南迪巴伊打击很大。她学习文化接近十年，无论眼界还是思辨远强于绝大部分印度女性，她感慨说：“A child’s death does no harm to its father,” she once said, “but its mother does not want it to die.” （一个孩子的夭折对它的父亲不算什么，但它的母亲却不想让它死），由此她萌生了一个念头：我想当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女性外科医生。

她考虑再三，跟乔希提出这个要求。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印度男子，这时候早已经动手打人了，让你读书不做个睁眼瞎就得了，你特么居然还得寸进尺，还要当外科医生，纯粹异想天开，那是女人该做的事情吗？

但乔希的反应和传统印度男人不太一样。他不仅支持妻子这样做，而且兴致勃勃，其热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妻子本人。为了防止妻子娘家对这个惊世骇俗决定的干预，乔希为此举家搬迁到了加尔各答。

从此以后，乔希每次出差，都会给当地的传教士写信，英国的也行，美国的也行，总之逮到谁算谁。最终他成功地联系上了Royal Wilder,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这位传教士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抛弃印度教信仰，改信基督教，他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去美国学习的机会。

小两口商量了一下，觉得信仰不能用来做筹码，终究还是放弃了。好在Royal Wilder还算够意思，帮他们在美国当地报纸登了一份启事。一个叫Theodicia Carpenter的新泽西传教士看到之后很感兴趣，愿意为他们前往美国提供方便。

Carpenter建议让阿南迪巴伊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女子医科大学读书，那里是世界上最早愿意招收女性学院的医科学校。于是事就这样成了。

1883年，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阿南迪巴伊发表一次公开演说。她表示印度太过缺乏女性医师，助产术的推广尤嫌不足，而那些现存的医生一个个都很保守善妒，我自愿要成为第一位女性医师，来改变这种局面。

乔希后来是这样描述这个场景的：勇敢的声音从女孩的嘴唇间涌出，当如雷的掌声响起时，她却羞怯地躲到丈夫身后。

当然，乔希和阿南迪巴伊的关系并非一直很融洽。他行事霸道，让她觉得很是窒息，尤其是他在某些方面的保守，和他对待女性教育的开明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她一到美国，先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胸口局领子略低了点，这让乔希十分不爽，来信训斥。事实上，乔希的蛮横、暴力以及强烈的控制欲，一直以来都引来很多批评，不过对于他把妻子果断送到美国求学这件事，最严厉的指责也不过是他想借此成名。

后面的故事就比较悲伤了。

阿南迪巴伊在学院的学习十分刻苦，只花了两年时间，在1886年3月11日即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典礼上甚至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祝福。但她不适应宾夕法尼亚的气候，不停地咳嗽，毕业后便在乔希的陪同下回到印度。

她本来雄心勃勃，要做一番事业，已经答应在本地的阿尔伯特·爱德华医院担任妇科主治。可惜天不假年，她的病越来越重，于1887年2月26日病故，享年21岁。乔希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阿南迪巴伊·乔希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I have done all that I could.”

她去世以后，乔希把相关的信笺、文件提供给了卡罗琳多尔，一位早期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写成了《The Life of Dr. Anandabai Joshee: A Kinswoman of the Pundita Ramabai》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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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锋：又把权游S8E3看了一遍。这一集看上去没有什么情节，也很少对话，特别到了最后30分钟，对话几乎完全消失了。其实故事是有的，从头到尾靠的是画面和音乐。有人很遗憾夜王穿越了千山万水却没能同他的心心念念的布兰说上一句话，其实是对话了的，注意他们对视时的那个6ii6的乐句，是反复出现的命运动机，有上扬，也有下落，有问，也有答，有死神的威严，也有超越生死的沉着。在那样一个时刻，任何语言都是无力的，正所谓一说便俗，只有音乐才能表达无尽的含义。事实上，这一集确实超越了普通的文学、电影，达到了更为纯粹的诗意与音乐的境界。这样说来，情节也确实已经无所谓了。权游已经满满当当讲足了整整7季无与伦比的故事，到最后，它有资格任性一下，从所有这些故事中飞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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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鞑靼：《一个悲伤的危地马拉的夜晚》

我一哥们在危地马拉旅游的时候被打了。他当时坐在酒吧里面喝酒，电视机里正在直播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

不止是这个酒吧，全危地马拉的人都关注着这场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巴隆多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拿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危地马拉有史以来得到的第一块奥运会奖牌，全国人民也因为这块奖牌而疯狂庆祝了好久（即便这个项目并没有多重要，甚至有点不起眼到无关紧要）。

不论我们是怎么看，它都丝毫不会影响危地马拉人民的关切之情。因为更重要的是，参赛运动员巴隆多是玛雅土著，有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对于一个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过一次，又被军政府种族屠杀过一次，刚刚获得自由与尊严的玛雅民族来说，这块奖牌的热泪盈眶程度可想而知。

它是让你放下砍刀跟手枪，穿上跑鞋去开始新生活的一种象征（巴隆多在2012年得奖后这么说的）。

所以在此刻，2016年，所有危地马拉人都期盼着巴隆多能够拿一块金牌再次改写历史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也许这种悲剧就是命中注定的，毕竟这是竞技体育）：他在第一分钟就被甩在了镜头之外，整个一小时多的比赛中，巴隆多彻底消失。傻眼的危地马拉人，咬牙心痛的玛雅土著们在电视上看的人又是谁呢——两个中国运动员。

在这个中国队历来就不示弱的项目中，在中国队员不停的扭胯与交叉腿并进中，危地马拉人彻底心碎了。电视机里的解说员最后激动地说道，「这他妈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比赛。」

比赛的结果，金牌银牌分别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巴隆多完成了比赛，第50名。

酒吧里的当地人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被判定为中国人的我哥们给打了。打得其实不重，毕竟打人的玛雅土著特别伤心。想到那个流泪打架的场景，我真说不清是同情我哥们还是同情危地马拉人。

哥们是学人类学的，所以被打了的他很快就从阴影里走出来了。他的同理心告诉他，在这个悲伤的危地马拉的夜晚，发生什么都不为过。

【5】@硅谷王川

错误的思维模型一：汽车公司想造电车，就可以造，只是不屑于造。

正确的思维模型一：汽车公司（也称为 OEM ) 只控制产业链的 30%左右（品牌/外形设计/发动机等），其它东西受制于 tier one / tier two supplier 和原材料供应者. 如果要换成电车，首先需要的是动力电池的供应商，和电动马达的技术能力，这是要叫篮球运动员改行打棒球。现在的 OEM 没有什么优势，最近被韩国的 LG 卡着脖子，疼。

错误的思维模型二：汽车公司也可以写软件，要赶上来很容易。

正确的思维模型二：大部分汽车公司的软件架构被 tier one supplier 如博世所限制，自己开发软件的空间非常有限。当年大众汽车柴油排放造假事件，逼着博世帮助他们写躲避柴油排放检测的代码，博世因此事在 2017年二月同意赔偿美国消费者三亿两千万美元。博世还因为帮助克莱斯勒写造假软件而今年一月被判赔偿两千七百万美元。混乱低级的软件架构，导致大部分 OEM 毫无能力进行真正的空中软件更新，更谈不上有价值的应用软件开发。要让一群整天习惯了用算盘和纸笔沟通的人，改学云计算，做梦。

【6】@罗祎明医生：加拿大Nova Scotia省的33女子Inez Rudderham苦等两年才看到家庭医生，此时发现癌症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这个故事让不少国人们对外国的医疗体制感到诧异和唏嘘不已。但是Inez Rudderham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普遍，而是非常特例的情况。

首先，加拿大是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全民免费医疗国家。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疗花费，包括昂贵的晚期最新抗癌药物、ICU全程治疗、器官移植包括白血病的骨髓移植等，全部免费。但是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必须要通过强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普通发烧感冒去急诊会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或者一般疾病需要较长的预约等候时间。而对于分秒必争急症，或者临床上怀疑需要尽快看专科医生的情况，经过专业判断是有专门加速预约或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的途径的

接下来，对于家庭医生的情况，新闻上说Nova Scotia省的有55,801人在看家庭医生的等待名单waiting list上，这个人数大概占到这个省总人口数的6%。也就是说94%的人是有家庭医生的，并不存在预约不上家庭医生的问题。这94%的人，估计是该地区的常住居民。而新搬进一个社区的居民，在一些医生资源紧俏的地区恐怕需要排队等待家庭医生的名额空缺。

那么Inez Rudderham非常不幸的属于这6%的人，她很有可能是两三年前新搬入这个社区，也可能是很长时间就住在这里，但是一直没有给自己申请家庭医生的健康意识（即使没有疾病，也应该每年看家庭医生作为日常保健，这是我来到美国的体会）。对于这些人，加拿大在很多地区有一个中心化的分配系统（O 网页链接），对于岁数较大或者有比较严重慢性疾病需要定期看医生和开药的患者，会优先配给家庭医生；而像Inez Rudderham这样的年轻女子，则时间就会长一些（这个年龄段的人本来很少有人会罹患需要尽快看医生的慢性疾病，急性病可以去急诊解决）。但是非常不幸的是，Inez Rudderham恰好罹患的是结直肠癌，对于33岁年轻人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疾病。

也就是说，这个悲剧更多的是一个特例，如果Inez Rudderham是那94%的有家庭医生的常住人口，或者是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结直肠癌更高发的人群，那么也不会出现癌症拖了两年才诊断出来的情况。一个完善系统力图尽可能对大多数人合理和高效，但对于这种罕见的特例，确实悲剧偶尔会难以避免

发达国家骇人听闻的故事有很多，但它们远远不是一个系统的面貌

【7】宾夕法尼亚州工厂主强迫童工每星期工作90个小时，因此被罚款100美元。为了弥补损失，工厂主就从童工每星期的薪水中扣除33美分。每星期，至少有一名炼钢工人的衣服着火。每年，钢铁厂会有两万多名工人因工伤致残，但老板们仍不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

1934年，总共爆发了1856起罢工，大部分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合法性。那是段悲惨的岁月，资方的恐怖手段染红了劳工史，血迹斑斑。

在弗立克矿区，公司雇用的枪手守在矿井外，若有工会成员出现，他们就会开枪。

在资方私有的威斯康星州科勒镇，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造成2死35伤。

在托莱多电动车灯公司，新成立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和蛮横的管理人员谈判，国民警卫队枪杀了27名工人。

旧金山的数名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多名卡车司机、新英格兰地区和南方各州的15名纺织工人都被杀害。

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两名特派代表也被谋害，其中一个是商人。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记者，报道了罢工的新闻。他看到寻衅复仇的警察朝着手无寸铁、毫无警觉的人群一通扫射，67人受伤，2人重伤不治。目睹这样的场面，他吓得目瞪口呆，随后写道:“那一刻，我突然从心底里明白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托莱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虽获得了资方承认，可在钢铁、纺织、汽车、橡胶等行业的大企业里，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多数。在国会成立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时，全国制造商协会要求其成员不予理睬。在一次判例案件中，一家工厂确实没遵守委员会的规定，受到的处罚只是不准挂蓝鹰标志。政府还是犹豫不决。

1935 年2月下旬，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违宪。参议员瓦格纳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小威廉·P·康纳利立刻提案,要建立一个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规定工人有权选出特定的工会，在联邦政府监督下，代表他们和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公平合理的。瓦格纳说，如果工人的工资一直涨不上去，他们就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那样“大萧条”就不会结束。罗斯福听从了瓦格纳的意见，在7月5号签署了法案。但资方仍我行我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散发了律师工会58名成员起草的宣言，宣告《瓦格纳法》和第7条第1款一样违宪。

显然，工人运动离实现目标还很远，老板们还在负隅顽抗。1935 年，又有32名罢工者和支持罢工的人被杀害。为了镇压罢工，南达科他、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工人运动进展依然缓慢，装配线上还有大量工人没有参加工会，没得到合理报酬，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 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

【8】@小丧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公主还没到适婚年龄，国王就开始计划她的婚礼。

公主很疑惑，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么着急。

国王对此的答案是，你的婚姻关系着我的荣誉，一定要尽早准备。

公主不明白，她也不喜欢这样。

她希望她的婚姻是，和喜欢的人，用一种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而不是捆绑着国王的荣誉和利益，急急忙忙的，像一枚棋子一样嫁出去。

她很伤心。

但在那个时代，跟国王讲道理是没用的。

国王颁布了一条命令，全国上下的适龄男性，都要来参加公主的结婚考核。

考核十分严苛，所有参赛人员，要在日出之时，从城门出发，跑向山顶，再跑回来。